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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华证券配资线上 生命不应迷失于制度与人性之间
发布日期:2024-12-22 00:09    点击次数:180

联华证券配资线上 生命不应迷失于制度与人性之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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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品简介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(2007—2010)《蛙》,是当代作家莫言创作的长篇小说。《蛙》以新中国近60年波澜起伏的农村生育史为背景,通过讲述从事妇产科工作50多年的乡村女医生“姑姑”的人生经历,描述国家为了控制人口剧烈增长、实施计划生育国策所走过的艰巨而复杂的历史过程,成功塑造了一个生动鲜明、感人至深的农村妇科医生形象。

题记:善恶转瞬,是非交错;他人有罪,我也有罪。

每个时代都有狂风暴雨,每个生命都有权利尊严,很多时候,人们并不知道时代的风在往一个方向吹。不经意间,总有一些生命会被狂风带至一个荒凉地带。正如作家莫言所说:“人生之路,天天都在刮风。”

显然,莫言这是在以自然之风隐喻社会之风。最近,莫言这样劝慰年轻人“卷也好,躺也好,不被大风吹倒就好”。那些吹倒人生的大风,究竟又是从哪里来的呢?莫言的小说《蛙》,就提供了一份极好的分析样本。

2011年,莫言凭借《蛙》获得茅奖;2012年,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,《蛙》作为代表作被隆重推荐。诺奖的颁奖词这样说:“莫言的小说,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,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,在人性的批判中寻找和发现生命的真实,表达了对未来的美好期盼和坚定信念。”不难看出,莫言作品体现的时代性、民族性、世界性,让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之林中拥有了一片独特的光亮天地。

莫言是唯一拿到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,给国家带来巨大的文化荣誉。获得诺奖以后,莫言得到了赞誉,但质疑和谩骂也如同狂风漫卷。对此,莫言这样形容:“虽然不是龙卷风,也是8级以上的大风了。”当然,莫言的价值观是笃定的,对这个国家、这片土地以及广大人民的深情爱意,是毫无动摇的。所以,他为自己总结出八个字,叫“心若巨石,八风不动”。

大风吹来,能够岿然不动,说到底,还是价值观在支撑。莫言既是文学创作的牵风者,也是文明遭受侵袭时的挡风者;中国文学拥有莫言这样的探索者是幸运的,社会上出现谩骂攻击莫言的反智者是可悲的。

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,莫言就一直站在文学的“风口浪尖”上,每隔一段时间,他总能拿出一部轰动文坛的代表作,在技惊四座的同时,也总会引发争议。比如,《红高粱家族》《檀香刑》《丰乳肥臀》《生死疲劳》等等,每一部都在引领文学风潮,每一部也都让他站在舆论风口。《蛙》这部作品,带来的风更急,浪更大。

不得不遗憾地说,对作家的定义和作品的评判,很多时候已经严重偏离文学艺术的轨道,掉进了民粹主义的陷阱。莫言就是这样的受害者。

作家余华曾说:“从文学的标准来看,莫言起码可以拿十次茅盾文学奖了。”如此说法,乍听起来似乎有点浮夸,但,真正研读过莫言作品,真正通读过现有的53部茅奖作品,又会觉得余华的价值判断也不失理性。事实上,茅奖作品中不乏平庸之作,而莫言作品整体质量确实体现了较高的水准。原因很简单——莫言一直在创新。

莫言用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来打底,从西方和拉美的文学潮流和表达技术中汲取养分,把魔幻现实主义、结构现实主义、印象派等艺术表现手法与中国叙事进行融合。莫言在小说文本、结构、思想上进行的各种创新实验,也一次次得到了回报。《蛙》这部作品从选题到结构,从文本到思想,都展现了莫言不断突破自我的能力。

单凭这部小说的题材,就足以令很多作者望而却步,因为这部小说内容聚焦于中国人的生育问题,集中描写了计划生育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的种种人性惨剧。小说叙事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,对包括十年动荡年代在内的很多历史重要时刻,都有细节场景还原。《蛙》不仅有复杂的历史记忆,还有强烈的社会批判,以及深刻的反思忏悔。驾驭这样的题材,不仅需要勇气,更需要能力。

相较于《白鹿原》全景式历史描写,《蛙》更加聚集于某个具体领域,不及《白鹿原》的中正厚重。包括莫言自己也说过,《蛙》的整体篇幅显得相对单薄。但从另一个角度看,《蛙》能如此勇敢切入生育领域,所释放出的艺术价值内涵和社会批判精神,就是无法复制和替代的。

作家的所有尊严都应该来自作品,作品的所有价值只能依赖于创新。《蛙》在结构上堪称匠心独运。这部小说前四部分采用书信体,引出小说叙事,最后部分以话剧形式收尾,在书信、小说、话剧三种文体中自由切换,形成互文关系,构建起一个有机的整体,给这部作品增添了文化高级感。

这样极具独创性的结构,铺展了从乡村到都市、从国内到国际的广阔叙事空间,便于以更加开放的视角来审视历史和人性的复杂。最后,小说又以话剧形式与前面内容形成互文,进行完善补充,以强烈的画面感和触及灵魂的对话,有力地唤醒了人们对人性和伦理的深度反思。

21世纪以来,关于计划生育政策讨论空间不断得到拓展,这为莫言写作《蛙》提供了环境支持,而《蛙》的面世和获奖,又为相关制度反思延展了空间。毕竟,这部小说出版于2009年,中国全面放开二胎政策都到2016年了,这段时间正是《蛙》不断获奖并且引发热议的高潮期。这从一个侧面说明,莫言小说对文化表达空间带来了扩展的价值。

生育是人类的基本需要和权利,是人类社会得以延续的保证,人口问题关系到家庭伦理,关系到社会经济发展。莫言以文学的方式记录客观存在过的历史真实,体现的就是一种文化责任。

叙事主体“我”的姑姑曾被人们称为“活菩萨”“送子娘娘”,在上世纪50年代,这个极有天赋的妇产科医生成功接生过上千名的新生儿,展现了善良、真诚、正直的品性;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针对人口急剧增长的压力,计划生育政策出炉,女人上环、男人结扎等措施手段遭到民间抵制,让政策收效甚微;上世纪80年代,随着这项政策从严收紧,姑姑也成为政策的坚定执行者,带领计生“小分队”对违反政策、计划外超生的孕妇围追堵截,在诸如“喝毒药不夺瓶,想上吊给根绳”等粗暴残忍的“土政策”驱动下,成为令人闻之色变的“活阎王”“女魔头”。

莫言是个讲故事的超级高手。情节的跌宕,矛盾的冲突,场面的渲染,让这部小说有着强大的冲击力。姑姑在执行政策过程中,如同一位无比残忍而又充满智慧的战场指挥官,对孕妇搜捕和追逐的场面,紧张到令人窒息。

比如,姑姑坐在船上,看着凫水逃走的张拳老婆在水中沉浮,像是在玩着一场猫鼠游戏,不料,孕妇因心脏病突发惨死水中;为了把“我”的老婆王仁美从藏身处逼出来,姑姑采取“连坐”方式,用大型机器毁损邻居的树木和房屋,最终,王仁美只能接受引产,惨死于手术台;陈鼻的妻子王胆乘坐筏子逃跑,姑姑开着机动船在后面追捕,随后,王胆急于在筏子完成生产,孩子虽然活下来了,母亲却含恨而亡……

当时姑姑总是显得觉悟很高,一脸正义,摆出一副“神挡杀神,佛挡杀佛”姿态,被她亲手毁了的孩子就有两千八百多个。面对制度,基于人性,她本应有“一厘米的自主权”,让更多孩子来到这个世界,发出第一声“哇”的哭声。

姑姑退休那天,正值阴历七月十五,是民间风俗中的鬼节。那一晚,姑姑喝完酒回家路上,周遭全是凄惨的蛙鸣,像是“无数受了伤害的婴儿的精灵在发出控诉”,大大小小各色鼓着眼睛的青蛙,从洼地中,从芦苇丛中,跳到姑姑身上、背上、耳朵上,成群结队地对她进行追逐、拦截、袭击,这种似梦似真的场景令姑姑无比恐惧与痛苦。由此,姑姑忏悔意识被唤醒,赎罪也成了余生最重要的事。

忏悔和赎罪是要有仪式的。后来,姑姑拼命地通过记忆复原那些婴儿该有的面貌,让民间艺术大师郝大手来捏成泥娃娃,然后给泥娃娃上供、烧香。在姑姑看来,“一个有罪的人不能也没有权利去死,她必须活着,经受折磨、煎熬,像煎鱼一样翻来覆去地煎,像熬药一样咕嘟咕嘟地熬,用这样的方式来赎回自己的罪,罪赎完了,才能一身轻松地去死。”

值得强调的是,莫言并没有把造成历史悲剧的原因简单归咎于政策制度或某个群体,而是构建起一个“他人有罪,我也有罪”的救赎闭环。小说不加掩饰地写出“我”的欲望性、功利性和虚伪性,毫不回避地指出“我”在妻子王仁美之死中应负的责任。正如莫言所说:“在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下,每个人都有可能是刽子手,每个人也都可能是罪犯。人要认识到自己灵魂深处的阴暗面,认识到自己的多面性,才可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谅解和宽容。”

“蛙”,就是这部小说的中心意象。莫言也借“我”之口进行了这样的阐释:“(剧本)暂名青蛙的‘蛙’,当然也可以改成娃娃的‘娃’,当然还可以改成女娲的‘娲’。女娲造人,蛙是多子的象……”显然,“蛙”,就是“娃”的隐喻,在指向孩子,指向生命。生育关系到人性和伦理,关系到人的权利和尊严。孩子就是一个社会的最大公约数,对无数缺乏信仰的人们来说,把孩子作为信仰,或许才能进入精神危机的解救之途。

从“听取蛙声一片”的庄稼丰收传统美景,到“听取娃声一片”普通家庭幸福场景,人们对自然与生命只有充满敬畏联华证券配资线上,才能拥有美好生活。遗憾的是,人定胜天的狂妄造成太多破坏自然的悲剧,而在制度和人性之间,也总有人陷于迷失,被时代的狂风轻易裹挟,或是迷途难返,或是靠忏悔和赎罪来找回心灵的宁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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